舆论的春天

2008-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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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离2006年只有三天的时候，南方报业在北京试水的新京报突然传出总编去职，员工罢工的消息，相比2003年11月11日新京报第一任总编程益中在发刊词中的宣言“时间开始了”，2005年12月28日，南方报人的时间似乎停止了钟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中国首家跨地域媒体试点以失败告终。

　　而在2006狗年春节的鞭炮声中，2006年1月24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因登载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而遭停刊整顿，主编离职，栏目关闭。
　　
　　新京报的变动与《冰点》的停刊让本已寒意彻骨的中国传统纸媒更加寒意逼人，在新京报高层地震之前的2005年，“报纸进入冬天”的论调已在四处流传。在2005年夏天，中国第一支在海外上市的报业传媒公司北青传媒以仅17万的利润交出了自己的第一份半年报，同期相比下跌99.7%。而在同一时期，《球报》、《南方体育》、《时代人物周报》相继停刊，香港发行的《远东经济评论》几经波折由周刊最终改为月刊。
　　
　　不仅如此，中国的媒体在新闻报道领域上似乎也走进了窄胡同，异地监督被明令禁止，报纸的市场化推广被严禁打折抵送商品，这一现象漫延到网络上更让人感到一股肃杀之气——被称为“互联网上的自由百科全书”的维基百科、燕南社区被封，冰点事件更使一批个人博客“由于内容原因访问受到限制”。在人们为网络实名制争论不休之时，一批网络警察在2006年年初已悄然上岗。
　　
　　若干年后，当中国传媒历史的书写者回顾2005年时，他将如何记录这一年的是是非非呢？
有评论认为南方都市报喻华峰案与北青传媒高管被拘，新京报两任总编相继去职，标志着中国传媒业在市场化与新闻报道的自由度上同时遭受了重创。这两家纸媒作为中国媒体业中的翘楚，它们经历的变故一方面使自身受到重创，同时也使整个传媒行业不免有同悲之叹。

　　这一系列现象被外界解读为中国政府正在加大舆论控制的力度，异地监督被明文禁止是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异地监督被明文禁止的结果是当前众多报纸的国内版变成了文摘版。

　　但是对于中国传媒业出现的种种现象如果换一种角度也可以发现政府控制舆论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异地监督被明令禁止并不能看作是政府强化舆论控制的信号：异地监督本身就是一个怪胎，也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样的新闻术语。《南方周末》在网间被戏称为《北方周末》，正是因为其只能盯着北方等其直接主管无力触及的地域进行报道。中国报社的人员编制依附于当地政府，当某一地区的报纸频频就其他省市的负面新闻进行揭露调查时，往往在不自觉间打破了各地的政治平衡。异地监督就其产生的效果而言并不会削弱中央的权威，相反可以起到制衡地方政府根据各自利益抱团的现象，只不过这种行为会引起地方政府的反感并可能加剧地方与中央的矛盾。
　　
　　异地监督从被鼓励到被明令禁止是地方政治势力与中央角力的结果，也是各地政治力量为了自身利益相互妥协的结果，如果目前这批走市场化之路的都市媒体不能给地方政府带来现实的经济利益，那么异地监督将更加没有存在的必要。
当年***走访至熊德明家以总理的身份为一个底层农民讨薪时，众多媒体借助中央的背后支持纷纷跟进大规模报道，温总理以中国政治特有的方式拉开了持续几年的讨薪风暴。这不能不看作是中央政府利用媒体制衡地方政府的一种手段，因为拖欠农民工薪水的始作俑者恰恰是各地政府。
　　
　　异地监督走入末路，是政治寻求平衡的结果也可以看作片面地开放舆论为现行体制不容，处处碰壁终被最高权威掐死。
在中国纸媒还被称为暴利行业的时候，中国北方某地将自己的一张报纸放给当地一家私人百货企业经营，在短期内，报纸的广告、印刷、发行统统被该企业控制，在资本的吞噬下，编采内容也被该企业领导决定，私企领导可以随意删节、毙掉记者的稿件。

　　但是外行领导内行的结果是报纸最终步入亏损破产境地。
　　
　　最后报社的上层领导商讨如何处置这一带来巨大亏损的报纸时，“当初就不该办这张报纸”的论调竟占了主流。而理由不是报纸亏损拖累了组织，而是报纸让企业控制，使报纸背离了党的方向。从最初将党的喉舌放任私营业主自由处置到将私营业主踢走不过一年光景。政策的反复之大让人瞠目。中国粗放式的改革长期以来缺乏细致严谨的程序和明确的目标，进一步退半步总是反复上演。我们庞大的共和国不是一个虚拟的概念，是一个个体汇聚而成，在这无数的个体里总有混蛋窃据高位，总有偏见将我们引入歧途。

　　一个政党的口号必然闪烁理想主义的光环，而作为政治的需要却必须是现实的。改革选择进一步还是退半步都是形势需要，只要现实需要，政治就会做出改变，这种需要就是顺应世界潮流，这种需要不可抗拒，而改变则注定出现。当年中国的革新派做出种种让步让中国挤进被称为资本主义富人俱乐部的世界贸易组织，其目的正在于通过外部的力量拉动中国内部的改革。当《冰点周刊》因重新发表袁伟时反思中国教科书的一篇旧文被粗爆停刊之后，这一事件引发了世界舆论的联想，政府在新闻管理方式上的简单化与粗爆化遭到外界的普遍批评，国家形象受到极大的损害。

　　3月1日，停摆35天之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如期复刊正是政府对世界舆论的一种现实回应。这种回应尽管被动却也让外界看到了一丝希望。

　　进入21世纪以来的第一个五年，在传媒业内人士叫苦不迭之际，2005年也是中国民间对教育、医疗、房价等政策强烈批评的一年。“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被称为压在中国百姓身上新的“三座大山”。这三大行业在开放之初都是国家垄断，系政府投入，并倾向于城镇居民，教育与医疗用现代行政管理的角度而言都是政府需要为国民提供的公共服务。
中国目前的舆论环境走入今天这种境地与中国在改革方向上摇摆有关，也与效率优先的原则主导改革近三十年后，由民间至知识阶层开始对改革进行反思一脉相承。

　　反思改革始于2004年的“郎顾之争”，郎咸平对国有资产改革MBO形式的质疑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至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部 “医改基本不成功”的报告，将反思改革的浪潮推向高潮。
而在这同一个月顾雏军被证监会和公安部联合拘捕，但郎顾之争似乎尘埃落定之时，部分学界人士也同时掀起一股警惕所谓“左派”言论的思潮。

　　2006年初，曾以《东方风来满眼春》等一系列邓小平南巡文章闻名于世的皇甫平在十数年沉寂之后在《财经》杂志发表《改革开放不可动摇》再次为改革鼓吹，意图为改革的方向定调。其强调“改革中产生的的问题只能用进一步改革来解决！”并呼吁公众警惕一股“左”的思潮，有人借反思改革之名反对改革。

　　中国目前的环境用“左倾”与“右倾”来区分中国的政策倾向已经过于简单。在头脑中臆造出一个流派妄图否定改革，显得过于漠视民间的情绪。其实这种所谓的论调从一部分政府官员的口中公之于众，与中国特定的国情有关，中国的政治圈中向来不缺乏走务实路线的机会主义分子，他们随时会根据形势的需要更改自己的观点。在2006年两会召开之前，教育部、卫生部纷纷召开记者招特会向外界宣示自己的立场。教育部在两会召开前将“教育产业化”称为“过街老鼠”，号召“人人喊打”，并称从来就没有赞同过“教育产业化”。可是不久就露出了马脚，其发言人王旭明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教育是一种消费，“没钱就不要上北大清华！”
　　
　　这种种怪异的论点说明在中国执政党内部对于改革尚没有形成统一的思路，大多数官员还在游移，面对社会舆论他们也在选择自己的立场，只是囿于自己的认识，不小心会露出自己的狐狸尾巴。

　　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称，“中国310家国企海外上市流失600亿美元国资”引发舆论哗然，这可能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所谓的“反对改革的声音”。其实纪宝成的言论可能不是立场之见，而是知识能力不足的判断，一是其数字依据不实，二忽略了环境因素，部分企业在国内上市可能已经ST退市了。

　　皇甫仁称中国目前的改革依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以其曾贵为《人民日报》副总编的身份在改革开放实行了近三十年后仍持此论，则不难看出中国目前的改革依然是一种被动式的改革，所谓见佛杀佛，遇魔斩魔。

　　一场进行了近三十年的改革不进行反思，在一个方向上只许高歌猛进不许判断思考这种思路也是需要反思的。

　　“不争论”是当年邓小平在位时确定的一条原则，这其实是一种极为霸道的原则，即不允许对正在进行的事业进行争论。而正是此论使得中国改革的结果出现了既得利益者和利益受损者。改革过程中的粗暴化与简单化一直没有得到扼制。那种寻求帕累托最优，将利益受损者减到最小的目标可以说在中国目前的改革中没有实现。现在固然有人放出过激的言论，但不可否认这股思潮在民间有强大的民意支撑，其原因正是有相当一部分人群没有从改革中获益而是受到了损害。
将反思一棒子打死，这种依靠国家政治力量让人闭嘴的作法更显霸道——“所谓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中只能依靠进一步改革来解决。”这种简单、政治辞令的表述与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的逻辑如出一辙，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思维与中国所谓的左派一样都站在绝对真理的高度俯视众生。

　　可以不指出制度建设的方向，可以不指出如何使利益受损群体得到补偿，只是高喊改革不可动摇。将现行的制度变回“一大二公”难道就不是改革了？所谓“防止借反思之名反对改革”是在维护改革的永远正确还是为了竖立哪一个流派的绝对权威？
纠缠于主义之争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变种，他们同是专制的子民。

　　在中国的精英阶层里尚没有形成清晰地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派别，他们可能观点不同，但都是假借国家之名来推销自己的观点。这使得他们的争论空有激情而无实效。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声固然好听，却也不免囿于一已偏见，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站在不同的利益主体的立场上发表观点？当所有人都假借国家之名时，谁的呼喊发自真心？

　　一个人既然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又岂敢奢望他们可以超脱自身利益为公众代言？

　　有人将这场争论与1993年姓社姓资之论并列，喻为又一次思考解放，这实在是严重的误解。民间的不满之声所呼唤的是法治公正、政治清明、分配公平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可能导致政府部门利益化，分配集团化、法治腐败化的糟糕市场经济。有多少人怀念1978年以前的中国实在是无法确定的事，一部分人的牢骚之言被新自由主义者抓住不放，使对改革的反思被引向了错误的方向。

　　执政者加强控制舆论正是中国改革在路口徘徊的一种反映。但无论这场争论结局如何，中国的发展前景已无可更改。
中国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意味着政治制度也要做相应的调整，国家垄断行业也将尽可能得让民间资本进入，这一过程也是中国向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转变的过程。国退民进，正是九十年代改革的一个特点，方向也许是对的，但在国退民进的过程中，政府也部分地推卸了自身制衡“市场失灵”的责任，如提供完善的医疗服务，免费的义务教育等向社会民众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责任。

　　这一时期的改革一方面政府的力量在某些领域被削弱，部分领域内出现了利益集团化；另一方面政府在主导改革的过程中又强化了自己的利益，出现了利益部门化，房地产行业十年来的跳跃式发展正是其间掺杂了过多的政府利益。拆迁冲突时有激化以致流血也正是政府以行政之手替代了市场调节，使价格扭曲，法治蒙尘。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对新闻进行管制的国家，这种管制与我国的政治体制一脉相承。民间资本进入传媒业受到严格的限制，从经济的角度而言，中国的传媒业也是由政府主导的垄断行业。

　　在中国国民逐步解决温饱之后，国民对社会公共服务能力与秩序的需求空前强烈。而传媒业其核心功能是向国民提供及时准确客观的信息。同提供医疗、教育、法治秩序一样，向国民提供准确、客观、全面的公共信息服务也是政府一项义务，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政治上兴起的新权威主义在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已走入末路，威权政治建立的前提是对舆论有绝对的控制力，政府垄断信息的发布权，但是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信息封锁在今天已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填鸭式的一维政治宣传与引导已不被现代社会所接受，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准确、客观、开放是信息能够迅速传播的基本特征。发韧于2004年的反思改革浪潮大量国民通过网络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信息技术引发的媒体变革将在更深层次上改变中国社会的管理体制。

　　同时中国走向好的市场经济，走向政治清明，法治公正、分配公平的新社会，改革社会痼疾，搬走新的三座大山，这一切离不开开放的舆论环境，离不开人民的监督，媒体在这一过程中任重道远，改革中国目前保守封闭的新闻管理体制也已刻不容缓。
在近两年来的一系列腐败案中，在了党政一体的新闻媒体管理部门“宣传部”出现了大量贪污巨犯：原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涉嫌受贿被逮捕、成都市委宣传部长高勇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逮捕、受贿300万，重庆市原宣传部长张宗海被“双开”、江苏张家港原宣传部长范平因贪污受贿一审被判20年、云南省委宣传部原部长柴王群一审被判十二年、西安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王长安被查处等。这其中一部分体制中人对新闻媒体的的舆论监督随意叫“停”，冠之以“稳定压倒一切”的名号，但背后往往是权钱交易，借国家公权之力，谋个人私利之实。

　　这种典型的制度性腐败，正是新闻管制为管制部门“寻租”创造了条件，在上世纪九十年曾有人为中国的腐败现象辩护，认为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使需要改革的弊端暴露在公众面前，如果要消除这种腐败，就只有改革这种制度。

　　广东省去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的《政务公开条例》正是顺应这一趋势的开始，国家机关以及授权或者受行政机关委托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向社会公众或者提出申请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公开其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情况的活动。

　　虽然国情使然，从法律条文变成政府行事的惯例不是朝夕之事，但注意到这种变化，中国传媒业内视新闻为宗教或将之视为终身理想的人们应该对未来充满信心，这种趋势将不因何人位居高位而改变，即便他们有改变的意志，但已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随着三个代表写入党章，建设和谐社会成为这一届政府的执政理念，中国的执政党已就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多元化形成了共识，而这种认识上的改革已没有回头路。中国社会在未来十年将进入翻天覆地的变革年代，在转型中前行了近三十年的现代中国将进入制度透明、阶层间稳定流动，社会相对公平的阶段。

　　为传媒业为新闻操作制定一部法律近年来虽时有人提出，但也有明智之人建议缓行，其理由无非是在当前的环境下制定出来的新闻法更可能是桎梏，而不是维护新闻从业人员的权利之剑。

　　但是从行政许可的角度为新闻业立法已经成熟，同时《政务信息公开条例》在今年进入全国人大立法程序也为信息自由流动，新闻更自由地传播创造了条件。

　　如果说今天的舆论环境步入冬天，那还远远不够冷，如果冬天确实已经到来，那传媒中人确实可以憧憬春天了。正如在一篇报道在这个曾经动张桌子就要流血的国度废止了一篇恶法，成就一张报纸的荣耀不久，紧随而来的便是撤职、拘役、入狱一样，这个国家的进步总是在取得进展的时候突然转身，让人猝不及防。但当它固步自封，踯躅不前，四处碰壁之时，它又会突然敞开家门，裸身迎客，他的开放让你目瞪口呆。但这就是它的特点，在进一步还是退半步间徘徊。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认为“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未来的五年将是中国风云变幻的五年。

　　当前的舆论环境看似令人担忧，但国民的需要与新闻管理体制的弊端已使这一切正处在变革的前夜，走向开放，走向自由已无可选择。改革的各种要素已经具备，如果说现在是舆论的冬天倒无妨说是舆论开放的前夜。
是谓“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在这进进退退之间，一个崭新的中国正在成长，一个自由开放的中国正在壮大。2005年的冬天来得突然，冬至已过还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雪，这个冬天阴冷而干燥。